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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老徐也像我一样，无论是生活所迫还是为了干事，已经成为房地产策划大师了，他当时在河南郑州一家公司做总策划，后来是总经理、首席顾问等职位。
当时这个河南这家公司要改制，要找金融专业人才，老徐就把我介绍去了，去做董事长助理。
在郑州待了有大半年，跟敬亚、小妮两口子住在一栋别墅，朝夕相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甚至对诗歌，甚至对写作，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
我特别感谢老徐，其实我跟老徐一样，去郑州肯定是一个临时之举，所以呆了半年，再加上跟那家公司的老板有很多东西契合不上，我就又跑回北京，这是2001年，这一年算是我正式进入房地产行业，一晃过去十三年了。
苏：这十三年里，房地产正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实际上有些滑稽，我觉得这个选择可能更多的源于你的专业的判断，这和有过专业训练是不可分的，你最后成立亚太商业不动产学院，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培训和行业顾问等工作，是有远见的，它能让你有一个广阔施展的你想法的空间。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诗，你和老徐、小妮在一起生活了有大半年吧？和他们近距离的生活是不是又产生了写诗的愿望呢？
朱：没有，一点都没有。
你不是也劝我把过去的作品整理出来出一本诗集吗？不是我装作无所谓，确实没有发表或者出诗集的愿望，在这一点上，还说一个对我个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死亡、孤独的情绪一直在笼罩着我，我总觉得我这一生，这种虚无的东西像空气一样，经常让我瞬间感到窒息。
苏：你不是说过写诗是对抗虚无的方式吗？你既然还活着就是没有找到死去的理由，而这种虚无的情绪又在每时每刻地困扰着灵魂，为什么不用更强大的方式，比如写作去对抗这种虚无呢？况且从我们的青春开始，诗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最后它是不是完整的或者完全的表现了你的内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出口，诗是独特的表现方式，包括现在你想重新成为一个诗人的愿望吗？
朱：没有要重新成为诗人的愿望。
我只是觉得到了四十五岁以后，尤其后来从商业的第一线退出，到清华大学包括现在自己做的这种专业培训，其实这个转机也是我另外一个转折点。
一个是商界多年的拼杀和危机、风险相伴的生活让我厌倦了，一个是成为成功商人的失败主义也让我厌倦了，还有一个是骨子里的人文情怀也好，或者是虚无主义也好，我只能接受选择的结果。
我选择去清华大学做培训，是想做一个从容却不一定很赚钱的事情，这份工作最起码是我喜欢的，可以自主支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运作。
当然在这样一个恢复的过程中，诗歌也慢慢开始复苏，有时像潮水一样从我的后背开始蔓延淹没，但我没有想在所谓的诗坛上获得诗人的位置，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一个诗人，不需要任何人来验证。
人有两条腿，我认为诗歌是我精神人生的第三条腿，它最终能使我的灵魂能找到真正的平衡。
苏：实际上你在1980年代中后期介入诗坛用力过猛，当时我就劝过你，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一直认为写诗是个人的事情，不能把它搞成热火朝天的社会活动。
如果不是前几年做了《诗探索》杂志的义工，我就不会参加任何的诗歌活动，说实话，我还是习惯和商界的人打交道，他们比较真实，能合作就携手，不能合作就各忙自己的事，而诗歌圈则不同，有太多的搅拌和立场。
即便一直坚持写诗，也是和所谓诗坛没有关系的，一是厌倦它的存在，一是视它并不存在。
朱：没错。
我认为诗歌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或者情绪可以表达，一个是给自己写的，第二个是给诗人写的，第三个是给读者写的，对我来讲，骨子里我就认为诗就是给自己写的。
1989年以前之所以更多的是把它变成诗歌运动，更多的是想得到现代诗人群体的认可，这是不是你说的功利性的一种呢？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读者的感受和阅读而写诗，我认为写作完全是自己主观的真实的想法，写出来了就行，我也不会主动寻求发表的地方。
作品一旦完成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认为写作与发表与传播是两码事，我写的时候一定给自己写的，最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能不能获得认可是另外的事情。
我崇尚自然主义，无所谓，尤其到了今天，读者或者诗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诗应该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
苏：如果让你自己划分，你怎么来描述最影响你诗歌写作的主要节点呢？
朱：从诗歌的角度讲，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说到几个节点了，首先说不是诗歌对我的影响，是死亡，童年时代的死亡触发了我想表达怎么对抗死亡，或者是表达生命存在的方式，因此诗歌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成为最适合我的表达方式。
应该说最初古典诗歌对我是最有影响，上了大学就是西方十九****，大学的最后阶段才开始了解你们当时很活跃的校园诗歌，然后才是朦胧诗。
我重视自己生命的体验，包括我们出诗集所受的打击，对社会对自己生命失败的体会，开始真正找到了生命和诗歌一体化的写作方式。
1986年到89年期间，完全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我觉得有些偏离了个人的写作轨道。
进入商界以后，反而觉得写的诗是最纯粹的，最没有功利色彩的，也是我自己最好的诗，但是这些作品基本都没有发表过。
苏：说实话，1989年以前你的诗很多是撕裂的破碎的，甚至有些是语无伦次的，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才能阅读。
朱：1989年之前的诗歌，基本都是丑学的产物，里面没有美，没有光明，没有积极的东西，完全是对人性对社会，甚至对人类都是批判的、叛逆的、歇斯底里的，这种写作风格在我进入商界以后，尤其自己置身于社会化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当中，才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开始有了美，有了希望，有了温暖，有了平静，有了韵律，这一时期的诗歌语言就流畅起来，语言呈现出光辉。
苏：写作的本质并不在于技巧上的优劣，但写作是需要技巧的，你觉得你有变化吗？
朱：也是在两个阶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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