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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人同威尔斯和萧伯纳一样，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象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
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
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
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
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
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
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于通常称为重商主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全面、严格的控制的一种反应。
在国家建立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
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
受到专利权、国内税或过多的关税和杂税妨碍的商人们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号。
我们已提到过，英国商人们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攻击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所出售的专利权。
但是，重商主义在法国甚至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们自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重商主义。
他们寻找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的自然法则，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
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
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
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个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因此若要履行这种职责，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督私人的勤奋，并将它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
Ecraseziinfame！
"
——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
这种对不容异说的强烈反对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人们确信不容异说妨碍了科学讨论和得出真理。
另一原因是不容异说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
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杰出拥护者伏尔泰说，"
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如果只有两种宗教，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
"
更准确地说，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
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
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
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
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
多数人是自然神论者，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
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
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的启示。
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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